任彦芳：＜民心录＞（四）
第四章 《民怨》在全国：面对百姓的眼泪，我无法安慰
一、农民来信，一颗颗滚烫的心
《民怨》出版后，我收到了从出版社转来的全国读者的来信，凡是来自农村的信，我大都回了信，他们关心我写的主人公的命运，就是在关心他们的亲人；过去说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现在不提阶级了，实际上由于社会地位的相同，命运也便有相似之处，感情自然最易相通。有不少来信，是向我述说自身的遭遇，求我给他们把上告无门的信转交给能为他们管事的地方。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信，但我面对它们却不知如何办才好，我实在不知道哪儿能给他们解决，我只能写一封无奈的回信，说些让他们相信党中央国务院终会给你们讨回公道的空话。
我回到容城上坡村，我写的主人公张增会也拿给我一包全国各地给他们的来信，交给我看，我一封封的打开，托着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心，我的眼睛湿润了。
下面，我随意抽出几封，原文抄录吧。
山东省莘县徐庄乡史河口村农民史朝旭的来信：
增会哥、嫂子，树田哥、嫂子，你们好！
我是在济南日报社开会的时候，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增会哥树田哥你二位也是为咱上坡村的老百姓打抱不平，也是为容城县的农民，为咱全中国的老百姓带了个好头。咱们早晚一天得胜利。贪官最怕告，最怕上访，最怕给他们这些贪官恶霸暴光。自古以来奸臣最怕忠臣，最恨清官；可是现在清官太少了。现在的县乡村干部比过去的土匪没什么两样，他们这些贪官不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却在对付举报上访群众上有两招，他们总是认为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咱们上访群众站得正什么也不怕一直给它们干到底。
树田哥增会哥，我是山东省莘县徐庄乡史河口村人，我叫史朝旭，今年三十四岁，小学文化。因我村支书史连生，文盲法盲，经常不务正业，要九一年利用送礼当上村支书，自从上任以来经常打骂群众、无恶不作、贪污等问题，我在九八年九月份向乡县等有关部门举报了史的一些问题，却被史连生知道，举报信却到了史连生手里，他便经常打击报复我，先后拘留我三次，在监狱里五个月，又被莘县法院判了两年半，受的罪和增会哥差不多，我是敢面对现实敢说实话的人，和我一块告的人一个个吓的不敢告了，现在就只有我自己告，我要一直告到底，告到这个村霸支书下台。现在史连生已经下台。他因为上房顶从房顶上摔下来了，现在聊城医院住院还没出来。老百姓说，这是他贪污打骂群众不得好，叫老天爷看见了。当初我告史连生的时候，乡干部通过关系劝我说：朝旭，别告了。没好，光吃亏，如果想当官给你个官当当，想要钱也好说，给你钱也行。我说，我一不要官，二不要钱，我就是看他贪污打骂群众我就告他。其实告贪官真不容易，不少花钱也挣不了钱，咱们得想个办法，告状没钱不行，咱得把经济搞上去。前些日子我到了山东滨州市，哪里的地很多，人少地多，五六十元一亩地，哪里草也很多，发展养羊是条好门路，如果增会哥树田哥想去，可以到那里看看去。钱哪里不能挣？咱们把告状上访这些劲用到致富上，咱们也不比谁差。现在养布尔山羊很挣钱，我们这里小尾羊特别多，品种也很好，想来买就住我家就行
我现在种了三十八亩地的杨树苗，107，108，2001，都是新品种；现在国家正搞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种树苗也很挣钱。
我把《民怨》这本书邮到济宁市微山县欢城镇李集村崔祥联哪里去了。他很想看看，也很想和你俩交朋友，我把你们的电话也给它写上了。他也是个很敢告的人，因为告贪污被打过被拘留十五天，南方周末报也采访过他。总而言之，咱们得走上挣钱的路，咱们共同挣钱共同发财，一起与贪污盗窃的官做斗争，宁可死也不怕它们。
我自从告史连生以来，对我家的打击也不小。我父亲叫史守更，高级教师，从教三十多年，至今拖欠工资不发，医药费不给报销，一切补助也没有，这都是乡县个别干部打击报复我。我从前养猪，每年百十头，现在也不能养了，和树田哥差不多。我想秋后有空到你们那里看看去，我也想见见任老，他太敢写了，都写到农民的心里去了，我在这里说句心里话：任老，太谢谢您老人家啦！您为中国的农民敢说实话，敢写，你为敢告贪官的农民兄弟出了口气！
我们阳谷县出了个农民律师周广生，上过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也是个敢告贪官县霸、乡霸的律师。增会哥树田哥，我想给你们写的很多很多，先写到这里吧，你们有空到我们这里来玩，收到信给我来个电话，来封信，我很想知道是什么结局，现在发展到哪一步？排电视剧了吗？请回信，谢谢你们。
朝旭 9月26号晚
按：从这个青年农民的信中，看到作为弱势群体的上访者的觉醒，他们意识到，要想取得胜利，一要有经济力量，因为为告状上访要花好多的钱；二要联合起来，共同发财，一起向贪官污吏做斗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号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信中所提到的崔祥联，在看到朝旭寄给他的《民怨》后，便给我挂号寄来他的为争取民主进行艰苦斗争的材料，十分生动感人。后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记者朱凌采访了崔祥联，写出一部记实文学《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书中的崔联即崔祥联。崔祥联曾在全国的一个会上提出中国应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的问题。这是农民们普遍感到要解决的大事。我们曾依靠农会夺取了政权，但从建国后，不知为何农民协会便消失了。
看山西省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农民卢丑红的来信
增会、树田二位好及家人安康
阅《民怨》后，感触甚深，知你们二位为了实现人民民主机制，为了劳苦大众，为了抵制腐败的贪官污吏，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两部大法的实施，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打击报复，不畏牢狱之灾，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土资源，挺身而出，历尽艰辛，步入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知你们碰到了有极强正义感的作家任老先生，他为你们，也为了广大劳苦大众，拔笔相助，辛苦奔忙。《民怨》一书，道出了亿万人民共同的心声，更揭露了腐败官僚的丑恶嘴脸。书中所写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具有其极大的震憾力。我对你们这些年的坎坷遭遇和对腐败分子的一屈的斗争和艰难的生存状态，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你们的真诚与正义，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中寻求真理的那股勇气和拼搏精神，表示我衷心的敬意。
我没有对腐败者惩治的权力，但我有一颗和你们相似的真诚坦荡的心，更有一股对腐败官僚恨之入骨的浩然正气。我佩服你们，佩服你们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男子汉的气概。
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好象现在就流行这种腐败病，使得好多地方染上此病，就我这里的病况，我略提一二。
镇派村支书独断专行，非法倒买倒卖上等的水浇地，不办任何审批手续，破坏水利设施，把好端端的良田划成若干块，占为已有而后高价卖出，获利百万元以上，使得村民对此万分痛恨。
作为村支书，上任后没有办任何让群众满意的事情，他欺上瞒下，贪污钱财、滥用职权，有意荒芜土地、抢占良田、非法买卖，村帐务极其混乱等等。
我们正用国家给予的上访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武器，向有关部门领导申诉、控告，以求一个公道的处理。
我对你们的结局非常挂念。不知现在进展到何种地步。请来电或来信告知。千言万语，难表达心中之忐忑情绪，以后再谈。此致真诚的礼！
卢丑红 2001。12。11
按：这是中国新一代农民的声音。他们正有意识地运用法律做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我们农民都有了这么强的法律意识，还怕哪些蛀虫子为非作歹吗？一部土地法，在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一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两部大法是深得民心的。关键是一些有权势的人物，视法如戏，不想去实行之。但中国农民是认真的。农民近年的斗争大都是围绕这两部法律进行着。
请再一位江苏省的农民是如何看中国的法治的吧。
江苏省涟水县红窑十支村委会孙业的信
尊敬的张增会、杨树田二同志：
你们好。读了《民怨》一书，真使我义愤填膺，感慨万千，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写此信一是向你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二是问问二位，事隔二年后，你们的官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果，望二位接信后，能及时回复。
如果是书中的结局，至今尚未解决，那么我个人的愚见：任先生写此书不但起不了鞭笞腐败的效果，反而助长了贵地乃至全国那些蛀虫们的贪婪的野心。如果是书中的结尾，还会无形的刺痛反腐败的人；不是吗？你反，反到头来弄个倾家荡产，人鬼不是，谁还敢越雷池一步！
二位朋友，请允许我这样冒昧，我是一个纯农民，今年已年过花甲。也许是应了我国的一句俗语，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小时候起，我就爱管闲事，尤其是官民之间的事，具体事例恕不赘述。我因家庭问题，只读了六年书，而后这四十多年来，农闲时，几乎是手不释卷，过半以上学习国法。
关于张增会的牢狱之灾，我有类似的遭遇，不过我只受了四十多天，与你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你我都是亲目所睹的，在表面上大力宣扬的模范监狱、改造新人的学校，是怎样地惨无人道，是怎样地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我和你一样，四十多天后，无任何罪证被强行遣送回家。无处申诉，无力申诉，不敢申诉！
杨树田同志：书中有你这样一句话：如今我也不想管事了，村民的素质太低了。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这里的腐败现象有很多是和贵处一模一样的。例如你们所执着追求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我们这里不要说普通村民不知不懂，就连绝大多数乡村干部也不知该法是什么东西。岂不怪哉！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村民习以为常的是乡干部由县太爷说了算，村干部由乡里说了算，组长由村干部说了算。众多的不合理的收费，你不交，他们交。
举例说说我们这里的腐败现象只当是给你们送点茶余饭后谈笑的佐料。
我们村人均耕地是1。1亩，每年交款合计136元。今年实行费税改革，农民们好不容易盼来了“减负”这个福音，按省委文件规定，每亩年上交60元。这一下对于当官的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不知哪个官老爷想了个对策，把承包土地面积扩大，从1。1亩一下子变成了1。7亩。加上水费另外收，发下来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仍然是上级规定的数，而实际上与上年差不多。不知是减轻还是加重。
吃空饷：什么叫吃空饷？过去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向上级谎报兵员名额。如一个连队100人，该连长谎报120人，这二十人的军饷便进了当官的腰包。我们这里的官儿反其意而用之，上报的承包土地是100亩，而实际上收老百姓120亩，这20亩就是空头。
卖猪卡。老百姓每卖一头肥猪（不论大小）每头须购20元销售卡。有关部门曾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今年上半年只停收了20天，以后照收不误。
今年麦收后，又多了一项收费。省委关于费税改革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一事一议。当官的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我们县（外县不知）随及下令交一事一议款20元。
提到计划生育，与贵地大同小异。
综上举例，只是九牛一毛。要问如是怪象有没有人反呢？有！我的邻乡邻村的左玉霞、左仓伦父子曾于九九年，也可以说与贪官们大干了一场。他们为村干部因计划生育、土地承包、乡村提留等非法现象，实在忍无可忍，多次在向乡县市有关部门反映无望的情况下，60多岁的左玉霞贸然上了天安门广场，用汽油焚身相抗。此事惊动了李鹏等中央领导，旋即左被用飞机秘密地直飞南京转淮安市医院，经抡救二个多月后，伤愈回家。至今面部及全身疤痕累累。当年该村每人退回不合理收费50元。而第二年及以后每年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你人什么办法呢？因此在左家附近的村民们在涉及反腐败之事时都说：你能，你再能，你能能得过左玉霞父子呢！
张杨二位朋友，贵我两地的腐败现象，我想只是全国广大农村的缩影。记得《红楼梦》一书里有这样的一个章节：贾府的老太太想吃桃子，命丫环去园里摘取，看园子的老妈子对丫环说：今年的桃子都坏了。问怎么都坏了，答曰：原先上面的一两个先烂了，坏水滴到下面的桃子上，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一个个都烂了。我认为曹雪芹先生不愧是文坛巨匠，写作大家。
人治，法治
法治，人治
好，罗罗嗦嗦地写了以上这些不成样的字句，望不吝赐教。代问各位赴京上访同志好。祝二位全家幸福。
孙亚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于
江苏省涟水县红窑十支村。
按：这是四年前的一封来信。现在随着中央对三农的重视和取消农业税等空前有力的助农措施的实行，想以上乱收费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吧。但是在一个没有村民真正民主自治的村庄里，农民不是这里的主人，那些当权者还会有新欺负老百姓的新法。愿左玉霞父子的悲剧不再中国农村出现。
从这封老农的来信，看到了对现实的深刻的思索。这是人民的觉醒。普通的农民都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如何成为法治国家的问题了。这种觉悟，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让我们再看一个从北部内蒙巴盟磴口县渡口乡南柳子村农民的来信摘抄吧：
中国说是法制国家。到了地方是人治约着法制。地方保护主义和强权势力非常严重，就像一把坚固的大伞一样。任你吹，任你刮，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根本不把老百姓的冤假错案放在心上，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
更有的站在贵族立场，不听民意，老百姓不值钱。现在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无本不求利。想办成一件顺心的事很难。只要你有决心就能讨个公道。公道是什么？是钱。生命就是财富，是无价之宝。他们无辜关押了你九个多月，你要讨回公道，就要让他们赔偿你精神和经济损失。只有给了你赔款，钱到了，公道就讨回来了。
按：我从这个普通农民的来信中，第一次看到“贵族立场”的说法。我们很久不再提立场这个词了。但实际上每个人对每个事的看法都有立场，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一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观点。毛泽东时代，是讲阶级立场的，现在不提阶级了，实际上阶级仍然是存在的。那些权贵官僚既得利益者是强势集团，而大多数百姓则是弱势群体，对问题的看法，就因立场各异而绝不相同。反过来看，那观点不同的人必和每个人的社会存在相关联。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的唯物主义。我们要扬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但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当今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看似极为复杂的社会看个一清二楚。
这封信也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巴盟，来信者是一个县化纤厂的工人，他叫高存宽。他在信中写道：
我看了《民怨》，我越看越愤怒。好人永远活要民众的心中，为民主、自由和正义而奋斗，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全国农民梦中所求的事，我们知道大权在握的官僚腐败分子是不会支持你们的，他们会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动用专政工具对待手无寸铁的农民的，有什么办法呢？俗话说：官向官，民向民，和尚向的出家人。我们只有劝你们想开点，委曲忍耐点吧。请你们关注作家任彦芳的安全，经常写信或电话询问。那些腐败分子对他定会恨之入骨的，但没权没势的广大群众都会支持作家为老百姓说真话的，请你们向他转达我们工人的敬佩之情。有机会请你把他与我接轨。。。。我们希望他继续写出你们后来发生的一切，更希望你们的斗争能有一个胜利的结局。
这是许多同样要求的信中的一封。读到此处，我的心都受到震憾，我要向这些关心结局的读者们说，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希望，我用行动在帮助农民寻求一个胜利的结局。现在可以先告诉读者朋友们，经过艰难的曲折的历程，这个让读者高兴的结局到来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结局，我这本续篇才能写出来，也才能和读者见面，不是这样的结局，这不能给读者朋友带来希望的作品，还能出版吗？
请读者朋友慢慢地看下去吧。
二、我为农民建成的民心网
《民怨》出版后，我除去收到大量的农民读者的来信之外，还接待了很多来访者。
这些来访者，大多是经过书中主人公张增会介绍，知道了我的保定或北京的家庭住址找到我的。他们是带着血泪的申诉而来，见到我，如同见到了亲人，说着他的遭遇便流下眼泪，我听着也流下了泪水。面对着这些百姓，我说不出话，我真不知如何办，因为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无钱无力的离休的老头，我如果是记者，还可能给予一点希望，写个报导给一些舆论支持，我只是个作家，只能坐在家里。我可以把他们的血泪诉说写进书里，但我还不知道在中国的出版社有没有勇气出版我写出的书？我听完这些不远千里来找我农民的诉说，只有陪着叹息，含着泪水送出来，对他们抱歉说一句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啊。
只要有能帮助的地方，我会尽我的全力相助。
前几年，我曾为这些弱势群体拔笔相助，把他们的遭遇写成文章，交给报纸，因为不是报刊本单位的人所写，便很难发表出来。因为如总编所说的，我太不了解中国报刊的“行情”，要发表或报导什么内容，要提前报领导批准，纳入计划安排。特别是这些揭露问题的稿子，要严格把关。如果一有不慎，怕连总编的饭碗和员工的饭碗一起端了。我说，那你们如何起新闻监督的作用呢？他们都苦笑而不回答。
我不再提问。因为周围的报刊界朋友都笑我书生气；我没有在报社工作过，不懂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喉舌不是大脑的道理。头脑是在上级领导者的脖子上。
从此，我不再白费气力写什么为百姓说话的稿件。
2004年8月14日。这是一个纪念的日子。不因它是日本投降的“815”前夕，这对我没有现实意义。是这一天，我在加拿大的北大学长《五柳村》网的版主陶世龙兄的指导帮助下，在博客中国里建成了我自己的网页。我起个名字，叫《任彦芳民心网》。从此我有了一个可以为百姓说话，表达中国老百姓心声的地方。
我把为农民维权写的东西，全都放进了我的民心网里。感谢世界的高科技，给予我一个表达心愿的平台。这样，我可以实现我的“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的愿望了。这是我离休后最高兴的事情。
我的民心网，只为中国最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呼唤，不为权贵官僚唱歌。
我在网上开宗明义写上我的宣言：
任彦芳民心网宣言
民心网
记民心
民为本
心为根
背民心
亡党国
顺民心
万古存
人民是上帝
上帝是人民
民心即圣经
圣经即民心
吾是烈士之子
先父为民牺牲
为了民众解放
遗志后人继承
人民母亲养育
人民给我生命
最恨毒蛇猛兽
仍在世上横行
打上新的旗号
还在欺压百姓
国际悲歌高唱
不靠神仙救星
自己解放自己
思想冲破牢笼
追求公平公正
呼唤公开透明
敢于为民请命
揭露腐败蛀虫
民心可织天网
众志共筑长城
扫尽魑魅魍魉
必是世界大同
民主潮流汹涌
中国前景光明
2004年8月16日
兰考农民朋友给我来信，诉说他的苦楚，我在网上记录下我的心情，和农民谈心。
我只能叹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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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再向找到我的受难者说，我是一个只会写字的人，我没有权势，我是和你们 一样的老百姓，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我面对从全国各地来的读者朋友，听着他们诉说，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只让我叹息，我同情，但我无能为力。说实在话，我自己叫那有权有势的人欺负了也都没有办法，我如何去帮助别人寻到出路？同我一起受够苦难的妻子，见我总是管这些事，为这些只是读过我的书而并不认识的从全国来的人操心办事，便说我：你自家的坟头还哭不过来呢，怎么总去哭乱葬岗子哩。你以为你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呀？
我哑口无言。
今天晚上十点多，我就要睡了，电话响。妻让我接，是从 远方来的声音。一报名，我才知道这是兰考何庄农民何思孝。他是我去兰考参加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时，那个早上三点来找我的人。我给他留下一张名片。他没有事是不会给我来电话的。我今天刚从家乡为一个上坡村的老乡找市委政法委书记求助归来，就又接到这个受欺压的农民的电话。
我一接上电话，对方就哭着对我诉说：我冤死了。村支书村主任打击报复我，把我地里的一百九十八棵泡桐毁了，不赔我，还说那种树的地不是我的，我都在这儿种了十多年了，那是分给我的地呀，谁分的，那原来的本本上也写着呀，咋现在又说不是我的地了呀，。。。
我说：你那一百九十八棵泡桐不是都成材了吗，你不是找过县林业局长了？
他：你在时给他打了电话，他说管，可乡里找他一说，他就不管了；乡里和村里勾在一起了，县里听乡里的，乡里听村里的，我有啥法呀？
我：当时分给你这块地不是有文字根据啊？
他：那个本本在村官的手上，不让我看，他们说没有了。
我：当时分给你这地时的当事人不是还在吗，你找他证明不行吗？
他哭着说：那当事人害怕村乡的官，不敢给我作证；他们不敢得罪这些官呀!你说我怎么办哪？
我沉默，中国人因为害怕自己受害，而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不敢说真情实话，这有什么办法呢？
他：我想到开封去告他，行吗？
我叹口气：你以为开封还有包公吗？他如果不是早死一千年，他也许能为你申冤；可现在没有包公，你去找谁呀？再说，法院要的是证人证据，没有人给你作证，你口叫冤枉有什么用啊？
他：那法院不会来调查呀？
我：我想法院不会去为你亲自调查的，再说，调查时，没人敢给你说实话，不也还是没办法吗？
他：那这样说。。。俺们没权没钱的老百姓就得冤死了？
我：那我也真没有办法帮你呀!你就等到老百姓有了权的哪一天吧。
说完这句话，他半天没有吭声，可是他还没有放下电话；我也沉默着，我为这句话难过，我们不是解放五十多年了吗，人民不是当家作主五十年了吗，为何还是这样？我知道这个村里的村主任，根本不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而是村支书叫他当上的，他是因偷盗坐了三年牢房刚放出来的人。我想这个村委会本身就是非法的，但说这个有什么用？乡里不是早认了吗？再说，中国有多少村是真正按着村民组织法办的呢？我知道多少农村是村霸掌权欺压百姓，他们以钱买好乡县官员为非做歹，你一个贫苦百姓谁还管你呢？我只有劝他忍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隔了会儿，他又向我求救，你不是认识兰考的黑脸包公刘红印吗？我找找他行不行啊？
他的话提醒了我，我为何就没想起他来？可他因为得罪了不少官员，他在兰考呆不下去，现在到了开封纪检委帮忙去了，找找他也许能想出个办法来？中国是人治，不找人如何行？我为了家乡百姓，不是刚找了政法委书记吗？于是我把刘红印的手机告诉他，并说，你就说是我让你找他的，他有什么难处，请他再给我电话。
他好像又看到了一点希望，把电话放下了。
我躺下了，却再也睡不着。这是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土地上发生的事啊。焦裕禄，你能听到今天老百姓的呼声吗？你知道为什么老百姓要在你的墓地痛哭了吧？你走了，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你地下有灵，对那些打着你的旗号却做着害百姓事的人，你要撕破他们的画皮，让他们露出真实的面目吧!
这是我在民心网上为河北省清苑县农民写下的一篇报导：
任彦芳：河北有个阳光热线
我回到家乡王家营，住在村主任贺群家里。第二天，便给上坡村的张增会通话，说给他我到家乡了，可以告诉找我的朋友，那位清苑刘村的王顺田。我在北京时，他给我打几次电话，非要到北京看我不可。我说我就要回河北，到那里见面不更方便吗？
今天，王顺田让张增会领着来到了王家营。他起大早六点从清苑刘村坐车，先到了上坡接了增会，然后乘车到王家营，我们见面时已是十一点半了。。
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怕我离去似的说：“老师啊，我可见到你了。我看了《民怨》，我一边看一边哭，我就一直想见啊，我找到张增会就想找老师您啊。。。。”说着，眼里闪出了泪花儿。
原来他和张增会有相似的遭遇。
这是一个村民被无故关押后十一年才见阳光的冤案，而为他平反昭雪，是由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的阳光热线开始的。
王顺田是个正直人，那是前辈的遗传，家是抗日战争时的堡垒户。现在竟成了上访的堡垒户。他看不惯村干部欺负百姓，谁去上访，他支持；谁告状，他给路费，结果他自己就成了上访人告状户。
他们村子的支书王树林卖了耕地一百二十多亩，用公款为自己入了养老保险，他亲侄得了两次宅基地，他又卖给别人从中盈利上万元，因为他的反映情况而使村支书怀恨在心。1993年，9月，王树林侄子的二千棵毛白杨被割倒；支书派民兵从顺田家的厕所偷走了三把镰刀，于是县公安局便说是他们夫妇所为。十月十五，从乡派出所把他们夫妇叫去，一会儿公安局来车把他们带到中心所给带上了手铐，审问是如何割的树苗，说经过鉴定，说就是他们。两天两夜不让吃喝不让睡觉，把人倒背捆上，跪在地上，后边两人踩着脚尖，抓着头发，前边用皮管向头部、身上乱打，猛扇耳光；后来有人拿来酒瓶子，对顺田妻子说，再不承认，就给你塞到阴道里去，让你尝尝啥滋味，常言说，进了公安局叫你脱层皮，进了刑警队叫你活受罪，再不说带你到公安局地下室去，给你脖子上挂两个桶，一桶屎一桶尿，吃喝就是这两样，你觉得怎么样？他妻子害怕了，便胡乱说一气，多次返供就多次挨打；然后就审顺田，说你妻子承认了，看你认不认，他抗议刑讯逼供，刑警中队长说，对了，就是打你老鸡巴操的，看你能掉多大蛋，说了捆起来便打，又用铁棍撬开嘴塞进稿纸，用绳子勒上不让呼喊。。。。。。
他们夫妇先被拘留十五天。顺田在拘留所里写了十多份申诉给了检察院驻看守所的干警，三个月里总说要放出来却总不放，说是村干部阻拦，不让放人，后来把他们送到保定看守所，没人管便又回到清苑看守所。路上那打他的刑警队长问王顺田：你说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啊？顺田说，国民党有好的，问国民党谁好哇，顺田说杨三姐告状中的杨厅长就好，他为民申冤。他问共产党谁坏，顺田说你最坏，刑讯逼供，制造冤案，我出去就告你。那中队长说，凭你这话，我头年里就不让你回家。
后来在县人大史副主任的过问下，1994年6月12日公安局宣布他们夫妇取保候审。没有任何证据，他们被非法关押八个月，身体精神遭到巨大伤害，老父亲因急火攻心一病不起，不久病逝，岳父也含愤故去，未成年的孩子小学没有上完因没人照顾和生活所迫而退学。
为了这个冤案，王顺田竟向各级部门申诉了十年之久啊。
王顺田用颤抖的声音说着他被害的过程，因为受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吧，说话有些颠三倒四，有的说了又说，你想插句话问他，他便不让你问；说一句“你听我说”，我只觉得他说得凄惨，不忍听完，让他给我一个写的控告书吧。他交给我说：“是在太原工作的一个亲戚，购了一本你写的《民怨》，我看了大哭一场，我就下决心要找到你，你写的张增会的遭遇就和我一样啊。我先到容城上坡找到增会，是他告诉我你的电话的。你一定要到我家去住些日子，我那里有住处，我好给你详细说说我的心里话呀，俺全家都有话跟你说呀。你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吧，我来接你。。。。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我现在如何办。河北省有个阳光热线，是它帮助了我，我的沉在黑夜里十多年的冤屈，见到阳光了。”
说到这儿，王顺田的思维也清晰了，他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2004年10月18日，我打通了河北省电台的阳光热线。
这河北省人民电台的阳光热线是电台和省纪检委联合办的一个节目，每次都有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回答问题，它办了二三年了，就和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一样受欢迎。这天，我把电话打进去了。打进去可不容易呢，想打电话的人太多，那天主持人是姓郭的女士。还有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的孟副检察长。我用几分钟把我的十多年冤案说了，当时孟副检察长便问我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我说一句瞎话没有，检察长说，我立即派人去你家里了解情况。那是七点四十分；9点电话通知我在家等候省高检来人处理我的问题。果然，当天上午十点，清苑县法纪科张科长通知我到清苑县检察院，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不能及时到达，十一点清苑县检察院李科长来车接我夫妻二人去了清苑县检察院。到了后，见到有省高检控申处的一位处长程启明，有市检察院的，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陆新江、科长张文科，还有电台记者，是三级检察院当场办公。在我去之前，清苑县检察院向上级汇报说让我做伤残鉴定，一直没有消息，通知我多次，一直没有找到我，其实这是欺骗，谎报情况，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方法通知我，自1998年6月6日，保定政法委授理此案后，由保定检察院办理，由清苑县检察院具体办理此案，1998年7月12日办案人员把我夫妇传唤进行调查核实，我们提供了有关证人的姓名住址及有关材料，从此以后直到2004年10月18日这天共六年零三个月呀，他们就没有主动找过我们。
1998年8月4日，县检察院出信让我夫妻二人到保定市法医医院做伤残鉴定，我们去做了，在出具证明的时候，因为看到是被清苑县公安局机关打伤，便停止做书面伤残鉴定，并在信上说明“建议由检察系统鉴定机构鉴定”；我又找到保定市检察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他们又以种种借口推到河北省法医医院；8月13日，清苑县检察院出具证明信，我们去了河北省法医医院。这是公检法联合办理鉴定。我以为这次有希望了，这个鉴定总可以做了吧？谁想到，这儿明确说只要是公安机关致伤的，我们不做任何鉴定。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回清苑县说明情况；可清苑县检察院说，没有伤残鉴定，我们没法处理。我说，我们有人证、物证呀，他们说哪不行，我们不能采纳。我的律师是一个老同志，他同情我的遭遇，志愿帮助我。他找到检察院，说刑讯逼供致残不能成立就先放下不提，那非法拘禁是不是可以成立呢？科长张文科回答说当时就是这种政策，就说不上非法不非法。。。。我们草民百姓，是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啊。那村支书王树林，知道没人管我们，便更欺压我们，他把我未成年的儿子打成了轻伤，把我打成了轻微伤，由保定法医做了鉴定。我们出院后带着证明找到张文科，要求按打击报复罪立案，张说，我和你们村的村干部都熟，你整天告状，告了村干部告公安局，你是什么好东西，你正南八北的是个刁民。告诉你吧，你的伤是谁打的都不给你这刁民立案，你愿意告就告去吧！连我们地起告吧。在中国你告到哪儿也没有用。
我一气真的去告到了法院。县法院竟判王树林无罪；我上诉到了保定中院，中院维持原判，只让王树林赔偿我经济损失费2076。78元。
这就是我经历的真情，我向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一同汇报。省高检的领导当面指示县检察院带领我们去省做伤残鉴定；并当面指示县检察院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进一步侦察。省市领导还到了我家 ，真正是阳光照到我的家里了。
这阳光到来的是多不易呀。我在2004年11月8日，到了石家庄给阳光热线送锦旗，表达我的感激心情：《一心为百姓，督办民冤案》。恰巧这天是省纪检委书记张毅做客阳光热线，经记者介绍，张书记与我热情握手，询问我的案情，征求我的意见。11月9日，省高检的田处长主动给我来电话，嘱咐我不要气馁，让我耐心等待，相信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省高检的程处长、田处长、赵主任亲自到清苑县找赵检察长、公安局张局长刘政委，研究结决方案。在我多次电话催问下，县公安局派纪检霍书记来我家，向我赔礼道歉，并征求解决意见。我提出几条：先澄清我夫妻二人有无犯罪事实；在惩办诬告陷害我的人，要说清为捏造事实，他们所采取的非法手段，要求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这些年的一切经济损失。
后来，我去公安局，霍书记说，只有两条可以答复：出书面证明我无罪，恢复名誉；因公安没有钱，不能按照国家赔偿法赔我，只按我经济困难赔我一万元。
只有这两条，我当然不会同意。他们就是不想惩治犯罪的公安人员。你说，我该如何办哪。我能这样了断吗？
县公安局的意思是，宣布我无罪，给我一万元的补助，不让我再追那些人的责任了。如果我总是不同意，我怕再得罪了现在的公安局领导，他们连这一万元也不给了。这是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成果呀。
怎么办？怎么办？
这曾是我读过的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部小说的名字。这部作品提出的是俄国当时社会的严肃重大问题，在那腐败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怎么办？百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个受压迫的农民有此遭遇，向我，向社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如何回答他？我回答不出来。只请他把写的材料留给我，让我好好看看，好好想想。
我写过一部政论性的纪实作品叫《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呼唤阳光，我呼唤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今天我才知道我的家乡河北省有个阳光热线，这阳光照亮了百姓的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不能不让我激动。愿这阳光能照进一切黑暗的角落。只要是能见到阳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河北省的阳光热线通过王顺田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
一个称为最先进的政党的基层的支部书记，为什么可以如此欺负百姓，如何会演变成村霸？为什么没有人管他？我现在住的村子王家营的村支部书记能自作主张把村民的五百亩地卖掉，直到他后来被判二十年徒刑老百姓才把卖地的问题提出来。如果他不是被抓进了大牢，恐怕王家营的老百姓到今天还不能见到阳光吧。
世界走到了今天，一个农村的党支部对老百姓有何用处？全国上百万个村庄可做过调查，有多少农村的支部书记是为人民为百姓的，有多少是和王树林一样在谋私利欺压百姓？把一个小村变成黑暗的王国？
从阳光里我看到我们国民的人权意识的淡薄。多少年来，一提到人权，便如阿q 因为没有头发便不让人提秃一样，总要说我们人权是如何在进步，致使到了今天我们的人权仍如王顺田夫妇所经历的那样。如果没有人提人权有问题需要改进，我们会不会更洋洋得意呢。我国的公检法如此状态不应让人感到难受吗？面对阳光，我发出来自内心的呼唤：人权写进了宪法，让国民都增强人权意识吧。
我为河北有个阳光热线而高兴，愿我们国家阳光普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老百姓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阳光啊阳光！
2005．1．29
我把发在民心网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王顺田，他立即告诉了能上网的朋友们。他从网上看到了我写他经历的文章。他立即把电话打来了，对我表示感激之情。他说，他正在搞苗木，他要为我准备一棵石榴树苗，栽到北京我的家门口，用此树作为纪念。纯朴的农民想用此表达他的感念，不知道我家门前还没有栽石榴的土地；不久我在网上看到河北省阳光热线主持人给我信。他说看了我表扬阳光热线的文章，很受感动。他说，阳光一定会普照大地的。
我相信。当年我在河北反不正之风时就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不信满天乌云，头上就没有太阳。当历史的阴云消散，就是普照大地的阳光。
三、无法发出的血泪报导
2004年春天，我在外地采访，家里电话告诉我，说江苏省给我寄来一包挂号信，不知是什么。我想遍了在江苏省工作的同学朋友，想不到谁会给我挂号信。我回到家来，把信打开，见到的是血淋淋的照片和那怵目惊心的文字。
这是多少村民的血泪控诉书，但我不知如何处理，我也无能为力做任何事能有助于这些不相识的村民。
一年过去，我以为那里的问题早已经处理解决，没想到在2005年3月，我又接到了连云港赣榆县村民的电话，他们说，为他们的冤案又来北京，他们要到我家里来向我当面诉说，我说我等着你们。但等了一天却不见人影，电话也没有了。我想大概在北京找到了说话的地方，找到可以解决他们冤案的领导，那正是我之所盼。因为他们找我来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用的。不见他们来找，我倒放心了。
没有想到，到了4月13日早上，我又接到他们的电话，又来北京，又要来我家找我，并且说正在往我家住处走哩。过一会儿，他们再来电话说到了我们楼的传达室。我下楼去迎，传达室的同志说，他们是来找青天来了。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们。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民金有道，一位年轻些，叫匡绪远，是共产党员，一位年轻人叫黄昌军，也是赣榆县人是另一个镇的农民，因为冤屈相同，走到一起。
他们说，上个月我们来到北京，正要来找你，夜里被我们市来人把我们截回家了。这截访可历害啦，住在哪儿他们都有找到。
我第一次听到“截访”这个词，看来我太不了解中国现实。
我把他们领到一个饭店里，没人吃饭正好说话。
他们说，是在北京新华书店看到我写的《民怨》，先买了一本，看过后，便一下购了四十本，送给那些和他们同样被关押的农民。然后决定一定找到这个作家。他们先给保定电话局打电话，查找书中写的主人公张增会家的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张增会，然后通过张增会才知道我北京的地址电话。
我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惑：你们这样不屈不挠地上访，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有没有新闻媒介关注此事？
他们拿出一份《西部时报》，我看到了关于他们受迫害的事实。
在中国江苏省的连云港这个有名的地方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江苏赣榆县非法拘禁欠款农民 5岁孤儿被游街示众
江苏省赣榆县在“化解村级债务”工作中，一些乡镇遵照县委书记“上级政策赣榆化”的指示精神，私设牢房，对欠款农民非法拘禁、严刑拷打，甚至男女混关、戴高帽游街示众。一位年仅5岁的孤儿也随同大人关押、游斗。该县官员轻描淡写地称其为“过火行为”……
江苏省赣榆县地处黄海之滨，属苏北地区，辖18个乡镇108 万人口。历年来，该县农业各项税收、“三提五统”等不甚规范，集资、摊派名目繁多，干群矛盾突出，日积月累形成情绪化拖欠的“村级债务”。
赣榆县海头镇“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是从2002年5月5日开始的。镇政府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化解村级债务的实施意见》,规定的化解范围是：2002年4月底以前，农户历年来所欠“三支一宕”款，各项税款、提留、统筹款；各业合同承包款、生产垫支费、“两工”找补及其他所有欠款。奖惩办法是：对收上来的欠款各村提成5%。目的要求是：各片、各村要大胆工作，灵活处理问题……
这期间，全镇各村庄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了大幅醒目标语：“皇粮国税，不缴治罪”、“欠债还钱，理所当然”、“减轻农民负担不等于不负担”等。
随后，被村里认为欠款的农户纷纷收到了“催收欠款通知单”。这种通知单只注明了农户欠款的总数，并没有列出明细项目，让人产生怀疑。于是，很多农民想弄明白了再缴。还有的农民本来就对历年来的集资摊派持有意见。例如海脐村的丁兆明在2002年3月28日收到了这样一份通知：镇政府根据县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全民集资对龙北海堤进行上土加固，每口人应负担集资60元，如在4月2日前到村缴清，每口人奖励10元，实交50元，你户共有4.3口人，应缴215元，过期不缴，按原数进行清理……对这样的通知，丁兆明感到不理解，怎么俺家的人口还有小数点？对这笔糊涂账他不愿意认可。这样的农民就被镇政府统一划归为“钉子户”……
海头镇对“钉子户”大规模的抓捕行动是从2002年5月18日开始的，一直持续到6月份。全镇设立非法 关押点13处，村民们称它“黑牢房”。
海头镇小口村65岁的村民金有道于2000年和前届村委会签订合同，用2万元购买了村里两亩土地，另外又租用10亩土地，带领两个下岗儿女，建起了“金谷育苗场”，专门培育虾蟹幼苗。按照合同规定，老金租用的10亩地按每亩每年上缴承包费200元。此外，按照镇里规定，还要上缴“税金”，标准是每立方米水体上缴100元。考虑到创业之初需要发展过程，经镇里同意，建场第一年按每立方米水体60元上缴税金，第二年上缴80元，第三年足额上缴。到2002年10月老金的育苗场才满两年，按规定应上缴税金和承包费共计8.8万元。而截止到2002年5月初，老金已经分两次实际上缴税金和承包费达到10.31万元，还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人员20多人。但在这次“化解村级债务”中，由于村支书孙运信私自给老金强加税款6万元，老金认为太没有道理，就没有缴。于是，老金就被划为“钉子户”，遭非法关押108个小时。
金有道对记者讲述了自己被关押的经过以及在关押地点看到的场面：“被关押的有老人、妇女、未成年的孩子，还有残疾人和在校学生，关押时间最少的一两天，最久的长达十几天。尤其是男女混关在一起，大小便也不许出屋，那真是非人的屈辱和折磨……”
老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村干部挖断了通往育苗场的道路，割去了50多米电缆，致使虾蟹幼苗缺氧全部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60多万元。
小口村50多岁的妇女穆家玉一家是一个悲惨的渔民家庭。丈夫谢云诗在一次海难中失去了两个弟弟，四弟的孩子谢维涛成了孤儿，由穆家玉抚养。2002年5月19日一大早，村干部带着一辆警车开始抓人。当“化债小组”的人抓捕穆家玉的时候，家里只有她和这个孩子，于是，年仅5岁的孤儿谢维涛和穆家玉一起被押去坐“黑牢房”。穆家玉抱着孩子，连同本村的20多名男女村民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子。到了下午5时多，穆家玉和其他8名男女村民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贴着“皇粮国税，不缴治罪”的标语，车顶上还并排摆放着两个80多厘米高、用黄纸糊成的高帽子，高帽子上用毛笔写着“欠款大户”字样。5岁的谢维涛和自己的大娘穆家玉及其他8位村民一起，被拉到本镇的海后村、海前村、海脐村游街示众。晚上又把他们关在黑屋子里，男女混关，这一关就是三天三夜。
经不起来回折腾的穆家玉在“黑牢房”里病倒了。在“难友”的多次哀求下，村支书孙运信答应把她放出来。可是，穆家玉刚回到家，就听邻居说她刚从中学放学回家的儿子又被抓去了。为了不耽误孩子上学，在孩子被关押了5个多小时后，穆家玉借了1000元缴上去才放人。到了6月15日，丈夫谢云诗出海回来过端午节，结果一大早就被村干部抓住，关押120多小时后，穆家玉又借了500<